北京  張岳琦

    編者按：本文作者張岳琦先生，是全國政協第十屆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歷任遼寧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吉林省委副書記，吉林省政協主席等職。張先生曾擔任任仲夷先生的秘書，他的這篇回憶文章，既飽含深情，又道出了任仲夷先生在廣東工作期間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現予刊登，以饗讀者。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仲夷忽然對我說，咱們准備一起去廣東。他說，胡耀邦同志對他講，你曾要求在大連辦特區，這不可能，但中央決定調你到一個有特區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廣東。他向耀邦同志提出，習仲勛、楊尚昆兩位領導能否留一位在廣東繼續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說，他們兩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此后仲夷同志就抓緊做工作交接和離開遼寧的准備。雷宇也希望隨仲夷同志去廣東。我向仲夷同志匯報說，雷宇會廣東話，一起去比較好。仲夷同意了。于是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仲夷同志帶我、雷宇和警衛員李華偉一起去了廣東。我是初次到廣州，雖是冬季，在白云機場一下飛機，還是覺得又濕又熱，像進了澡堂子。仲夷和我們都是先單身到廣東，暫住珠島賓館6號樓，那里既做宿舍又做辦公室。那時沒有空調，房子也舊。室內有潮濕發霉的味道，室外卻飄著白蘭的香氣。我還像在遼寧一樣，主要是做仲夷同志的秘書，兼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  

    仲夷臨來廣東前，老戰友楊易辰對他說：“仲夷同志，此去廣東，你不是立個大功，就是犯個大罪。”可見，到一個“有特區的地方”去，做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和排頭兵，大家都看得出是有風險的。

    寧愿貼錢供應北京香蕉，也不收回放開價格的政策

    我認為，在廣東的時期，是仲夷同志事業的頂峰。他的思想、智慧、能力、業績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這里，他經歷的政治坎坷、承受的壓力，也非同尋常。

    當時中央要求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做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都正式發了文件。仲夷同志對中央的這個決策衷心擁護。他覺得，有了中央文件是重要的，但必須在一系列實際工作中落實。所以提出，特殊政策要真特殊，靈活措施要真靈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又提出，廣東要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放寬，對下更加放權（這几句話的意思后來被吸收到中央文件中）。為落實這個指導思想，陸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些政策，如放寬進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某些規定等，需要到中央、到國務院各部門去反復匯報，做工作。有些則要自己變通解決。對特區如何放權，對廣州市如何放權，對海南島（當時屬廣東省）如何放權，對農村聯產承包如何推進，農副產品價格如何放開等大問題，仲夷同志都親自調研、開座談會、聽匯報、分析數據，日夜操勞，然后主持省委常委會議，一項一項專門研究解決。全省面貌迅速發生了變化。干部群眾意氣風發，大家感到有希望，有奔頭。此前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指針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很快變成全國最快的。各項統計數字顯示的進步，令人振奮。仲夷同志說：“關鍵在政策。過去我們推廣先進典型，開多少現場會都推不開，現在聯產承包、放開價格，都沒開現場會，搞得很好。政策得人心，就一順百順。”

    有件小事，我至今還有印象。離開沈陽時，一位同事開玩笑說，你到廣東，吃香蕉方便了。可是到廣東以后才發現買香蕉很困難。農民說，台風把香蕉都刮倒了。杜瑞芝同志（先是惠陽地委書記，后來是分管農業的省委常委）對仲夷說，其實是因為政府規定的香蕉價格太低，農民不愿意種。杜瑞芝同志多次向仲夷匯報，積極主張加快推行聯產承包，放開農副產品價格。仲夷同志很贊成。后來省委省政府決定把香蕉、塘魚等許多農副產品價格放開，很快市場供應就丰富起來了。在全國還實行嚴格計划經濟的年代，這樣做是超前的。不久就有反應了，說“你們廣東收入水平高，吃得起，北京還要吃香蕉呢”。怎么辦？仲夷同志主張，有些農副產品我們寧可貼錢供應北京，價格既然放開了，不能再收回。

    改革初期有人說廣東已變色，胡耀邦無奈要任仲夷寫檢討

    正當經濟蓬勃發展、群眾高興的時候，一九八二年發現，沿海縣市走私問題多了起來。從香港走私進來的物品主要是電子表、收錄機、電視機、衣襪等。走私稱為經濟犯罪，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走私現象又最多，所以中央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專門召開了“兩省會議”。廣東由仲夷同志帶隊出席。有的領導講得很嚴厲，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還特別講到珠江三角洲干部的問題。因為“文革”后已經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所以就講這場打擊經濟犯罪是“不叫運動的運動”，決不能手軟，“要殺一批頭”。當時對走私罪沒有規定死刑，就提出修改刑法。兩省會議的氣氛異常嚴峻。會后仲夷對我說：“我總的覺得珠江三角洲干部是好的，他們聽省委的話。”回省后召開有各地市領導干部參加的大型會議進行傳達貫徹，仲夷同志在會上的講話，有兩點給人印象很深。一是講“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打擊經濟犯罪堅定不移。”會后有的領導同志好心地說：“仲夷同志，到什么時候啦，還講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最近中央報刊都不講啦。” 仲夷同志說，反正中央文件的提法沒改。二是講各地領導干部，只要沒往自己腰包裝錢，而是按省委部署抓改革開放的，即使出些問題，應由省委負責，主要由我負責。各地干部反映，這樣大家就能繼續大膽工作了。有人說，我們這次來省里開會，原估計回不去了，連行李都帶來了。會后，各地打擊經濟犯罪迅速開展起來，經濟發展也沒受影響。許多干部至今還記得仲夷同志當時的處理方式，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整干部，沒有擴大化。大家感激他。

    這時上面傳來消息，說廣東對“兩省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不夠得力。主張計划經濟的領導同志一直認為廣東的改革是對計划經濟的沖擊，很不喜歡。不久又專叫廣東領導人去北京，后來人們稱之為“二進宮”。當時有人對廣東的形勢看得特別嚴重。甚至說，廣東已經改變了顏色，要收復失地。說過去的租界就是胡里胡涂送給外國人的，經濟特區就像當年的租界。還認為，廣東這樣的地方，資本主義熟門熟路，不應當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須用金剛鑽。那次任仲夷是和省長劉田夫一同去北京的。胡耀邦同志說，對你們這樣貫徹，上面認為力量不夠。又對仲夷同志說：“你是不是作個檢討？” 仲夷同志說：“我們認真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怎么檢討呀？” 耀邦用關心的口吻問：“仲夷同志，你是否說過提倡投機倒把的話？” 仲夷同志想了想，回答說：我在一次會上談到蔗糖進出口問題時，曾講我們總是在甘蔗丰收、國際糖價下降時出口糖，而在甘蔗歉收、糖價升高時進口糖，很吃虧。應該反過來，爭取低進高出。國內不許投機倒把，在國際貿易中要學會搞點“投機倒把”。那也是帶點幽默的說法。耀邦聽了哈哈一笑：“原來如此！”接著又說：“總之你們要好好想想，寫個檢討。” 他做了一個兩手攤開的姿勢，說：“我和紫陽都檢討了啊！”回到住處，經過商量，由我執筆，連夜起草了一份檢討，大意是說：我們在工作中對如何打開改革開放的局面，如何更好地引進外資、引進項目，考慮得多，而對改革開放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得少，一些問題直到出現了才發現、才解決，見事遲。次日呈送耀邦同志，他說可以了。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也和仲夷同志談了話，強調要認真解決問題。不久前，他對廣東改革開放和創辦特區的成績曾給以很高的評價，這次他說，以前的話我不收回，但也不能再說了。事后仲夷跟我說：“以前的話既然是對的，為什么不能再說？”總之“二進宮”之后，氣氛仍然緊張。廣東感受的壓力很大。現在人們都懂得歡迎別的地方來自己這里采購商品，當時可不是這樣。那時還是計划經濟，有的地方防堵廣東的采購人員，認為廣東的采購會推高當地的物價。有人說，廣東辦特區，把我們這里變成了災區。

    聽了任仲夷匯報后，鄧小平提出要到深圳看看

    一九八四年一月，鄧小平同志到廣東過春節。提前通知說，首長是去休息，不聽匯報。在珠島賓館住下后，允許一把手去見見面，不要超過20分鐘。我給仲夷同志准備了材料，爭取以較短時間，把主要情況匯報清楚。著重講廣東前一段改革開放的做法和突出成效。特別是突出地講到，由于執行中央的政策，廣東許多發展指針已從全國平均水平以下變為居于前列甚至首位，群眾生活明顯改善，深圳在不依賴國家投資的條件下從一個邊陲小鎮正在建成現代化城市。小平聽得很認真，邊聽邊沉思，偶爾問一問，基本不表態。看情形，他聽進去了。實際匯報了一個多小時，超過了限定的時間。

    此后，小平同志安排要去深圳看看，仲夷同志陪同。這次視察，小平同志興致很高，很滿意。深圳的領導同志請他題詞，他當時沒寫。回到廣州，在珠島賓館住下后，小平同志經過深思熟慮，終于寫下了這樣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不是一般那種說好話的題詞，這是一句論辯性很強的話，是斬釘截鐵的政治結論。從此以后，支持改革開放、支持經濟特區的輿論又多了起來。根據小平同志意見，不僅要辦好現有的特區，還要再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大家說，改革開放的春天又回來了。后來有一次，來廣東視察的中央領導身邊的一位同志對我講，仲夷同志的重大貢獻是，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對改革開放能夠堅持，頂著巨大壓力，堅定不移，使小平同志來視察的時候有實際成績可看。如果仲夷同志當時不堅持，自己承受的壓力固然會小一些，但后來就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証明改革開放和創辦特區是正確的。他如果退一步，內地會退得更遠。那時持反對意見的人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把錯誤的東西反對掉了。這位同志的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針對可能到中央任職的說法，任仲夷有自己的判斷

    仲夷同志贊賞耀邦的思想作風。一九八三年二月，耀邦來廣東視察后，又去西沙、再去湖南，邀仲夷同志同行。一路談學習、談工作，他們沒有拘束，很談得來。一九八七年初，一位老同志來廣東，向仲夷同志透露一個消息，說耀邦犯了錯誤，要拿下來。他們談話之后，仲夷神色十分凝重。

    據我所知，仲夷同志和誰都沒有個人恩怨。如果說有分歧，那也都是工作上和政見上的。他熱心改革，熱心開放，熱心創辦特區，因為他認為這是正確的，是國家興旺、人民幸福的希望所在。但當時并不是大家都這樣看。有人說他講計划經濟不力，那也不假。他認為計划經濟弊端很多，必須改。貫徹“兩省會議”精神時，他仍然強調“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這也使有人不滿意。在一九八三年，上面傳來消息說，要安排仲夷同志做人大副委員長，主要環節都通過了。仲夷跟我說：“這不可能，不會都贊成。”他估計對了。一九八五年，仲夷同志從省委領導崗位退下來。他說：“我安全降落了。”回想這些年的風風雨雨，我能體會這句話的分量。當時上面的離退年齡并不嚴格，所以后來又有几次讓他去中央某機關任職的說法，仲夷同志幽默地說：“閑散慣了，不能再干了。”

    接仲夷同志做廣東省委書記的，是林若同志。他們前后任之間的關系很好。好多年后我回廣東時，仲夷同志還對我說：“林若是個好同志，公道正派。很多前任的干部他都繼續用，沒有都換成自己的人。你也是林若時期提為秘書長的。” 仲夷還舉了好几個例子。前后任之間的和諧關系，和仲夷同志的開明、大度也是分不開的。按照當時的通行做法，新班子上任后，仍請老領導參加常委會。仲夷同志主動提出，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自己不再參加常委會，對省委的決策不再過問。當時有個說法，老領導對接班人要“扶上馬，送一程”。仲夷有一次跟我說：“我不贊成送一程的說法。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大膽工作？究竟誰負責？”

    仲夷同志為人忠誠。他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職守。即使短時間到鄰省看一看，他也先向中央辦公廳請假。他說我的職守在本省，出省應當請假。他一貫提倡民主，本人更是堅持民主作風的典范。他雖然是威信很高、倍受尊重的一把手，卻決不擅用權威。凡是需要集體決定的事情，他都堅持拿到會議上討論決定。他不贊成濫由個人拍板。他說：“拍板是拍賣行的朮語，黨委應堅持集體領導。”一些重要問題，特別是認識不一致的問題，他都在會前和各領導成員個別商量。他說：“充分商量很重要。常言‘話不投機半句多’，其實越是‘話不投機’，越是意見分歧，就越應充分商量。”他特別能寬容不同意見，并充分考慮各種意見的合理成分。他說過：“不僅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而且被實踐証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更要能夠團結反對過自己而且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人。”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因為有不同意見就疏遠、排斥某個人，也從來沒有背著其它領導成員獨自決定應該由集體決定的問題。他作為黨組織的書記，從不包攬政府事務。几十年來，他自己沒有批過任何一筆錢。他說：“現在發揚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把手的民主作風。但這是不夠的。從根本上講，必須有制度保障民主才行。民主是歷史的潮流。”

    任仲夷說，對個人生活愛好，黨和政府不必管

    他特別強調領導人要尊重群眾意愿。初到廣東時，有人反映當時流行于廣東的“音樂茶座”有問題，說那音樂軟綿綿的，削弱革命斗志。仲夷說，既然群眾喜歡，又不違法，領導人何必干預。還有人反映，一些年輕人留長頭發、穿喇叭褲，應予禁止。仲夷卻認為，這不過是個人生活愛好，黨和政府不必管。那個時候聽省委書記說這樣的話，人們覺得既驚訝又受啟發。當時還有人對流行歌曲很反感，要求制止其傳播。仲夷說，我個人也聽不慣流行歌曲，而更喜歡古典音樂。但領導人不能僅僅根據個人喜惡制定政策，應當允許人們有不同的興趣和愛好。當時各界人士反映，像仲夷同志這樣民主而開明的領導人真真是很難得的。多年來，我深深感到，民主思想一直是很自然地貫穿于仲夷同志的言行中。而且不像人們常見的那樣，老了就趨于保守。他在年事已高和離休以后，更加關注和主張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

    他思想解放，同時尊重優秀傳統，包括傳統文化、傳統美德。他是孝子。我跟他工作的時候，他親生父母已過世，有位繼母生活在濟南，他按月給她寄錢，我還隨他一起去看望過。仲夷同志學識多、能力強，但不苛求別人，對人和氣。我從未見過他暴跳如雷或疾顏厲色，包括對身邊工作人員。他對干部嚴格要求，但總是以理服人。他洞察干部，了解干部的優點、缺點，善于因才施用，愛惜人才、體諒干部，不求全責備。聽他講干部，多是講某某人有什么優點。他從不疑神疑鬼。他想方設法讓群眾富裕，一再講革命是為了讓人民由奴隸變成主人，建設是為了讓人民由窮人變成富人。他要求群眾要“想富、敢富、會富”，他為使自己工作地區的人民脫貧致富而辛勤工作，但他本人卻一貫安貧樂道，生活十分簡朴，作風十分清廉。他剛到廣東時，人們以為省委第一書記總該吃得好一點，“吃在廣東”嘛。每到一地，人家問他想吃什么，令人意外的是，他常問有沒有苞米面粥？他說他是窮人肚子，吃慣了簡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