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劉飛濤

    今年中日關系能否平穩健康發展，對未來几年的中日關系有某種程度的指向作用。因為如果說二○○六年是安倍時代中日關系打開序幕的一年，那么二○○七年將會是安倍時代中日關系的第一個篇章。在過去五年中，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持續冷卻的中日政治關系，終于由于安倍上台后的對華閃電訪問而開始解凍，隨后安倍與胡錦濤在越南河內利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場合再次進行了雙邊會晤，從而使兩國政府首腦正式會晤和利用多邊場合進行非正式會晤的高層交流機制全面恢復，也使人們對于安倍時代的中日關系充滿了期待，特別是“破冰”之后接踵而至的二○○七年。

    中日關系的各種動力可能大量釋放

    中日關系政治“閥門”的開啟將使推動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各種動力釋放出來。

    首先，中日在政治和戰略上互有所求。就日本而言，謀求“普通國家”地位以及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本歷屆政府既定不移的方針和目標。為此，安倍政府必須首先取得包括中、韓在內的亞洲鄰國的理解和支持，向亞洲鄰國解釋日本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定位，它的目標和抱負是什么以及“普通國家”的真實意圖何在等問題，這使得緩解與中、韓等國的緊張關系成為必需。此外，日本還必須就其國際政治觀、日本權力的使用原則以及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則加以說明，取信于亞洲國家，才能為“入常”奠定起碼的政治基礎。

    就中國而言，為了抓住戰略機遇期，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營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改善并穩定中日關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小泉時代的中日關系雖然總體上維持了“政冷經熱”的局面，但是兩國建設性處理經貿關系，特別是消除摩擦的良好政治氛圍缺失，令兩國都感受到了長期維持這種局面的巨大壓力和困難。再者，中國遏制“台獨”的努力，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中日關系失控并滑向對抗性局面不符合中國的長遠戰略利益。

    其次，在經濟方面，中日兩國已經形成深度相互依存的關系。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越來越重要，中國已經成為日本商品的最大進口國。而日本則是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國、投資國，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也需要包括日本在內的外來資金和技朮。

    此外，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地區的大國，在解決區域乃至國際問題中都能夠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比如朝核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六方會談機制。

    中日之間的戰略需求、兩國的經濟依存以及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必要構成了中日兩國關系恢復并全面發展的潛在動力，同時也成為中日致力于建設的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內容。因此，二○○七年的中日關系將會在上述諸多層面呈現出新的變化和發展。

    需密切關注兩國關系的深層次矛盾

    政治障礙的消除雖然為中日關系的全面回升提供了空間，但是中日關系的全面健康的發展還存在潛在的結構性矛盾，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還停留在較低水平上，這使兩國關系的發展平添了許多變量。

    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第一個結構性因素是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發生在東亞的權勢轉移。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著超過9%的年均增長率，而同一時期的日本經濟則在九十年代經歷了長達10年的停滯期，其結果是中國不僅縮小了與日本的經濟差距，而且中國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影響也急劇擴大，爭奪亞洲經濟火車頭的態勢在日本看來已經赫然來臨。對于中國的崛起，日本人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至于如何與崛起的中國進行交往更是心存茫然。更富挑戰性的是，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同時強大過，因而雙方都沒有現成的歷史經驗可循。用一位日本評論家的話說：“一個崛起的中國將會給日本外交戰略帶來重大、痛苦和心理難以接受的調整。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從來就不知道一個富裕、強大、自信并奉行國際主義的中國。” 可以說，只要日本還處在這樣一種心理調試過程中，中日關系就會充滿著波折和動蕩。

    第二個結構性的因素乃是與日美同盟相關的更大地緣政治范圍的權力結構以及日本自身的戰略定位。由于日本外交以日美關系為基礎這一現狀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真正不時沖擊中日關系的不是日美同盟本身，而是日本對于日美同盟的理解、它在日美同盟以及東亞地區的定位。日本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理解和貫徹過美國的戰略意圖，因為美國的利益并非與日本的利益完全一致，結果往往是日本人在輔助遂行美國戰略時候，總是存在著過頭或不及的傾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于對美國“越頂外交”的反應，日本政府直接與中國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系，并在八十年代迎來了中日友好往來的高潮，以至于造成了日美相互說“不”的局面。 

    第三個結構性因素則是文化層次上的原因，即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的對撞。中國人最大的傷痛莫過于日本在二戰期間對于中國人民的加害，因此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必然是一部洗刷屈辱和重建自信的歷史。日本人戰后的歷史，准確地說應當是美國治下的復興史，日本人至今仍然沒有真正意義的獨立感，所以它要做“正常的國家”，籍此找回應有的民族自信。日本人美化或是歪曲侵略歷史做法實質上是要在歷史上首先進行“正常國家”的心理回歸，但是它卻是以被侵略國人民心理再度遭受其蹂躪為代價，所以往往導致中日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對立。

    中日關系迎來關鍵的一年

    基于上述正反兩個方面的分析判斷，二○○七年將會是一個機遇之年。中日兩國將在致力于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共識之下，讓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都強力運轉起來，經濟交流與合作將在排除政治憂慮的基礎上上升到更高的層次，而“政冷”局面的結束將使兩國高層安全對話得到恢復，軍事交流重新啟動。同時，兩國在區域安全、東亞一體化進程、聯合國改革、核不擴散、環境保護以及能源安全等問題上的合作和對話將會有序地加以推進。二○○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兩國將會以此為契機，通過舉辦“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進一步推動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交流活動。

    二○○七年也將是富于挑戰的一年。中日兩國高層會晤并沒有體制保障，由于二○○七年將是抗日戰爭爆發和南京大屠殺70周年，在是否參拜問題上事實上堅持模糊處理的安倍何去何從，將是其消除中日關系政治障礙決心和意愿的一個考驗，它直接關系到剛剛開辟的政治通道能否繼續暢通。

    安倍在日本一向被視為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在歷史問題、靖國神社問題上的立場比其前任小泉有過之而無不及，相信他不會因為中日關系而放棄他的個人政治理念。但是，在上任伊始便果斷揭開谷底徘徊的亞洲外交的序幕，體現了日本新生代領導人的務實風格和一定的戰略遠見。新的一年，如何在日美同盟、本國戰略以及亞洲戰略等几組關系中進行拿捏和定位，將是安倍時代日本外交的最大看點。就近期的對華政策而言，安倍可能會致力于謀求與中國建立穩定的政治交流與合作的保障機制，以期為實現日本的國家戰略盡可能地降低阻力，并逐步貫徹其個人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