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張炳良    

    “香港邊緣化”是港人的一種擔心，這種擔心是否就是最后的結局，有賴于我們自己，特別是要避免心態上的自我邊緣傾向繼續蔓延。香港今后的出路既要在“一國”內尋找新的發展平台，還要在“兩制”內正確定位與內地的關系，明確既有別于內地卻又能相輔相成的身份和定位

    二○○六年香港其中一個焦點話題是“香港邊緣化”問題。有人認為這是暮鼓晨鐘，開始焦慮香港作為特區的生存空間和價值會隨著中國整體的崛起而萎縮。但亦有人相信這只是虛驚一場。

    香港是否已經被邊緣不能一概而論    

    “香港邊緣化”的討論始于政務司長許仕仁去年三月，他當時警告香港必須正視被邊緣化的危機，各行業如不能掌握內地在“十一五規划”下的新發展走勢，及早准備，將錯失全國發展的新機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優勢。    

    一石激起千重浪。“邊緣化”愈說愈盛。雖然，包括總理溫家寶等中央領導人相繼肯定，香港不會因內地發展而被邊緣化，但前陣子人民幣兌港元突破了一比一的關口時，不但傳媒關注廣東市面出現拒收港元的個別過敏反應，也有內地官員私下擔心，香港人心里難受。    

    “香港邊緣化”是一個吊詭的問題。從經濟分析，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系持續快速增長，在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內地經濟逐步邁向全面開放，直接與全球經濟接軌。以往，香港與內地產業結構不同，在金融、貿易、物流、信息及工商業支持等產業要求比較高的服務業方面，香港具備優勢。但隨著內地經濟發展，特別是“十一五規划”力促加快開拓服務業、發展創新和科技型經濟、推動連接全國的大型基建計划，如何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及區域的優勢，開始成為一道課題。事實上，溫家寶總理在安撫香港人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提醒香港要切實提高經濟的內在活力，把香港建設成一個“現代的中心、先進的中心及有競爭力的中心”。從香港的小局著眼，“邊緣化”憂慮有客觀根據。

    不過，若從國家大局看，香港仍是全國市場經濟最成熟、資本主義最發達、國際化最高的城市。香港不但在國際金融、航運基建等方面發達，在法治、廉潔、自由、公平競爭及管治等“軟件”質素亦走在全國前沿。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就把香港列為全國200城市的首位。而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它多項國際排名中，香港也經常“名列前茅”。故此，即使在經濟層面，香港是否被邊緣化的問題應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香港人的心態并未完全回歸    

    本來，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區域競爭加劇無可避免﹔香港對自己的競爭力有危機意識也是及時的。但如果單單因為其它內地省市（特別是上海）發展迅速而動輒擔心香港被取代，用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香港商業高峰會”上的講法，是港人以往“我做得到”的拼搏精神，已被凡事“不可為”的心態取替，事無大小均“向北看”，漸漸失去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社會上關于“邊緣化”的論述背后存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香港某程度上陷于“自我邊緣化”的郁結，其所反映的是香港人集體的身份和定位迷失的危機。這首先源自香港回歸中國后身份認同的困窘和矛盾。香港人從殖民管治到現在，身份上、心理上始終沒有依歸。港英年代，香港缺乏民族、國家身份，經常自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是，由于市民普遍接納港英管治社會和經濟制度，更覺得與內地的社會、文化觀念有距離。與此同時，由于九七前香港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繁榮進步，在港英當局的鼓勵下，香港人能以經濟成就而驕傲，找到自己在華人世界、甚至在國際社會上的優越感和地位。這是以經濟身份去補償政治身份之缺陷。故此，香港人以往喜歡“向錢看”，甚至有“大香港”等本位主義和視野狹隘的弊病。

    回歸之后，《基本法》強調“港人治港”，容許香港在經貿、金融和其它功能性事務，以及體育、文化層面，維持原有的獨立成員身份參與國際機構。香港人在“一國”的新國民身份框架下不用失去本土屬性。但實際情況是，香港從過渡期到回歸初期一直力求“不變”，回歸之后，港人的身份和心理狀態并不能隨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易幟而一夜轉變過來。在香港人未能完全認同/擁抱以中國內地為主體的祖國身份的時候，香港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    

    香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更依賴金融、地產為經濟支柱。雖然香港的金融體制健全，但泡沫經濟爆破后，香港陷入結構調整和經濟衰退，從心理上、印象上，香港“繁榮神話”被打破，意味著香港人自身價值和定位的失落。更湊巧的是，中國改革和經濟增長正值累積到高峰期，由于內地經濟當時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對外開放，相對于香港及其它周邊國家，金融風暴對中國內地經濟的打擊很少，某程度上受惠于其它亞洲國家的競爭減弱，故得以在區內顯得一枝獨秀。

    香港必須在“一國”內尋找新的發展平台    

    中國崛起本來有利于剛回歸的香港人找到“現代中國人”的新身份。但對于復雜和立體的香港定位困局，卻帶出另一相關的迷思。    

    香港發展歷程中與中國內地有著復雜的關系。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快速發展開始，香港便乘了時代的順風車。由于“冷戰”以及中國內地當時陷于政治運動，發展停滯，對外封閉，韓戰后更受到美國等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封鎖和制裁，香港于是從轉口貿易中得益。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的工業和進出口貿易當時是飲了中國發展“頭啖湯”，不過，這只是中國與全球經濟接軌前，香港可以穩抓的最后一把而已。說穿了，以往是因為“中國不好、所以香港好”。但中國已正式加入世貿5年，須按協議實行全面對外開放﹔另外，中國內地與東南亞國家也簽訂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故此，香港以往扮演的“中國對外窗口”或中介人的角色，已有變化。    

    今天，香港經濟在內地改革開放過程中已逐步跟內地經濟融成一體，加上全球化下加強區域融合的需要，以及CEPA等具體安排，香港除了需要適應內地已直接與世界接軌的新形勢外，還應該適應“中國好、香港才好”的新時代，培養全國性、區域性的發展視野，把握大/泛珠三角融合中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崛起的區域機遇。換句話說，從前香港因處于中國內地的邊緣，故為香港取得發展契機，但現在及今后，香港須在一個崛起中及已接軌世界的中國內尋找新的發展平台。不過，如何在不受“內地化”下開拓香港的新視野，按“兩制”的倫理體現一個與內地有別卻相輔相成的身份和定位，仍是香港各界精英與民眾未能完全掌握的問題。

    港人不能孤芳自賞，亦不應妄自菲薄    

    當然，社會觀念的轉變要經過時間發展的。端視近年時不時談到“上海威脅”論，從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懷舊潮流（從電影“花樣年華”帶動的“六十年代熱潮”，到最近保護中環警署、保護“天星”碼頭鐘樓等有香港歷史象征意義和本地記憶的建筑）等懷舊現象，在在反映香港社會仍未能尋找到回歸后的新身份地位，故只能從過去的本土歷史記憶中去肯定今天的自我存在價值。    

    “懷舊”本身是正常的潮流，世界各地時不時都會流行，但香港的懷舊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反映著深層的迷茫。正視“香港邊緣化”問題的第一步就是要避免心態上的“自我邊緣化”，香港人既不能孤芳自賞，也不應妄自菲薄，要嘗試從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未來及香港的未來去尋找一個進取的“香港人”身份。這樣，香港才可以無懼邊緣化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