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曉風

    香港是一座開放性的城市，有名目繁多的西方非政府組織（NGO），它們或在香港設有分會，或設有辦事處和聯絡人，熱衷介入香港事務，活動領域涉及政治、人權、勞工、社福、宗教、環保等等。 

    這些非政府組織對外標榜“非官方”、“非盈利”，但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如美國民主基金會（簡稱NED）、美國全國事務民主協會(簡稱NDI)、大赦國際（簡稱AI）等具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和政治使命，它們打著“民主”、“人權”等旗號，資助、扶持香港反對派，對香港事務指手划腳，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影響香港乃至內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非政府組織大多具強烈政府色彩    

    在香港積極活動的這些非政府組織大都具有強烈的官方背景。首先，主要成員多有政界、軍界背景。這些非政府組織與政府機構通過“旋轉門”互相溝通，一方面利用“學朮背景”影響政府決策，另一方面通過“官方背景”擴大所在組織的影響。如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現任理事長為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美國民主基金會董事會主席文?韋伯（Vin Weber）是前共和黨參議員，與新保守派比爾?班內特（Bill Bennett）關系密切，董事會成員莫頓?阿布拉莫維茨曾任負責情報研究的助理國務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信托人協會的成員，該協會的另一成員保羅?沃爾福威茨是分析情報的專家，一九九五年曾受前總統克林頓的委任負責檢察美國情報機制，與中情局交往頻繁，原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兼美國駐歐洲部隊總司令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也是董事會成員之一﹔新美國世紀計划（簡稱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曾擔任老布什競選搭檔奎爾的助手，后任副總統辦公室主任，總裁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曾在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任職，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任里根總統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執行主任。

    其次，除接受捐贈外，主要資金直接或間接來自政府撥款。如美國民主基金會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之日起，資金通過前美國新聞總署的預算全部由國會撥給，大約每年1,800萬美元。“九?一一事件”后，美國認為NED在復雜多變的國家安全事務中能發揮獨特作用，所以二○○三年國會撥給NED的款項首次突破4,000萬美元。美國民主基金會得到資金后，把30％直接撥給外國的組織，其余的則通過其四個“核心組織”，即分別代表民主黨、共和黨、美國商會和“勞聯─產聯”的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國際共和協會（簡稱IRI）、國際私人企業中心（簡稱CIPE）和自由工會研究會（簡稱FTUI），后者現改名為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也稱團結中心進行再分配。此外，還有部分資金通過“自由之家”發放。

    與西方政府互相唱和以影響其對港政策    

    運作方面與西方政府互相唱和。它們不定期推出調研報告、在網上或西方媒體、港媒上發表文章，力求推動政府重視、研究香港問題，影響政府對港決策。

    以NDI為例，NDI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每年就香港的發展、選舉制度、自治情況、法律法規、社會民主等進行調研，并形成“香港民主化前景”的系列報告。目前報告已出至第10期，分別為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NDI選前報告》（成文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的選舉制度》、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自治和法治》、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選前報告──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立法會選舉》、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香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選舉報告》、二○○二年三月十一日《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和回歸五年》、二○○二年十月十六日與思匯政策研究所合作的《沒有民主的問責制？──香港的高官問責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選前報告──“七?一大游行”對十一月二十三日區議會選舉的影響》、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選前報告──二○○四年九月十二日立法會選舉》、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五年行政長官選舉》。

    此外，在官方不宜表態時，非政府組織出面就某一議題重復發表聲明、呼吁國際社會關注，營造輿論優勢。在行動上，“為政府不能為、不敢為、不便為”，積極幫助政府落實對港政策，幫助政府了解港政治大事。

    通過三項措施培植香港反對派 

    部分西方非政府組織主要通過三項措施大力培植香港反對派。

    第一項措施：資金支持。香港很多政治性團體如職工盟、人權監察和思匯政策研究所等不斷從美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獲得資金支持，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從美國國會到美國民主基金會再到美國際事務民主協會或美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等最后到香港政團、研究機構的“資金鏈”。如從一九九六年起，香港職工盟每年向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申請獲得撥款5至8萬美元（約40至60萬港幣），而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的款項來自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分配。二○○四年，職工盟總干事鄧燕娥承認，該年獲得美國機構資助80萬港幣。一九九九年，NDI獲得NED的撥款6.7萬美元（約52萬港幣），用于“資助香港民主活動，促進將公眾意見納入政策領域的草根活動。”二○○三年NDI從NED得到約18萬美元撥款，分別撥給思匯政策研究所12.5萬美元（約97萬港幣），新力量網絡6,000多美元（約5萬港幣）。二○○四年，NDI得到NED提供的24萬美元（約187萬港幣），用于“香港政黨磋商和培訓，開展和出版多黨民意調查，為二○○四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提供選民指南，幫助香港非政府組織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對特區政府的執政情況及立法會選舉后的情況進行評估。”

    第二項措施：人員培訓。美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等非政府組織通過舉辦各類講座和會議，培養香港反對派的“普選”、“民主”意識和技巧。如民主黨曾參加NDI撥款籌辦的“形象建立、演講技巧及如何面對傳媒”的講座。前線曾參加“如何籌款”的講座。（全重）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贊助，為二○○四年立法會選舉作滾動式民意調查，發表有利于反對派的民調結論。為推動香港政黨政治發展，二○○六年二月，NDI開辦為期一年的“區議會候選人及選舉經理競選學校”，并在七月配發報告評論香港的選舉制度與實踐，寄望于二○○七年的區議會選舉建立“符合國際標准”的“選舉基礎”，并在二○○八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擴大這種“基礎”。

    第三項措施：為反對派走向國際舞台“牽針引線”。非政府組織經常邀請香港反對派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協助反對派宣揚自己的理念，“介紹”香港形勢，妄圖由外而內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壓。如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等人經常受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美國亞洲協會等組織的邀請，出席各種研討會、聽証會，呼吁國際社會關心香港“民主”。

    此外，NED也資助中左政黨，如自由黨曾用獲得的資助做民調，民建聯曾參加“如何面對傳媒”的講座。　　　　　

    在香港“舞劍”，“劍氣”鋒芒直指內地    

    這些西方非政府組織除熱衷香港的政治性活動，還異常“關注”內地的“民主”“自由”狀況。如大赦國際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所有的年度報告，凡涉及到香港問題的評論必然與中央政府有關，認為港人的命運與內地的人權狀況緊密相連，“香港人不能獨善其身”。    

    它們或繼續利用香港收集內地的政、經、社信息，以香港為會場召集有關大陸政、經情況的研討會，如一九九八年（美國）亞洲基金會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組織“中國大陸村級組織建設研討會”﹔或打著“扶貧”“教育”的旗號深入中國內地偏僻鄉村，從根基對中國內地施加影響，視香港為通往內地跳板的意圖昭然若揭。    

    非政府組織在港活動不同于官方活動，具有形式靈活、難以監管等特點。它們也充分利用這一點，與官方機構互相唱和，不僅對中國順利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設置障礙，動輒在報告、文章中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評頭論足，嚴重損害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行政權威，令特區政府“有令難行”，或不敢“行令”，對港管治方面較為被動。目前，利用非政府組織對中國施加影響已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主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