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人數激增，超出了香港醫院的負荷，引起本港孕婦的焦慮和部分市民反對，心情可以理解。本刊特稿《內地孕婦涌港攪起政治暗流》，認為解決問題本來只需通過行政措施即可控制，但純屬民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打上了政治烙印，與要求修改《基本法》或釋法挂上鉤，且扯上了北京，其中動機絕不單純。    

    舊天星碼頭清拆，政府向市民咨詢多年并已作規划，但清拆時卻有少數市民激烈反對，部分政治人物乘機介入，將問題引向政治化。姜舜源撰文《應避免“保育”問題政治化》指出，對天星碼頭鐘樓這樣的非法定古跡的保護，是文化領域的事務，其討論和爭論應界定在文化范疇之內，政治人物利用爭議干擾政府施政、打擊政府管治權威，與保護古跡大相徑庭，也違背了“保天星”民眾的良好愿望。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大教授張炳良先生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了“保天星”的深層社會心理。他在《香港“邊緣化”話題背后的情結》說，最近保護有香港歷史象征意義的中環警署、天星碼頭鐘樓等懷舊現象，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反映了香港社會仍未尋找到回歸后的新身份地位，故只能從過去的本土歷史記憶中去肯定今天的自我存在價值，反映著深層的迷茫。

    西方某些非政府組織熱衷介入香港政治事務，對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西方NGO三招挺港反對派》一文透露：一些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和政治使命的非政府組織，打著“民主”、“人權”等旗號，資助、扶持香港反對派，對香港事務指手划腳，通過資金支持、人員培訓、為香港政治人物走向國際穿針引線等三項措施，培植香港反對派，假手其影響香港政治。

    香港讀者小溪投稿本刊，《反對派獲得134席原因探析》分析了反對派在選委會選舉獲取134席的種種因素，以及對未來香港政治的影響，文章頗有見地。小溪最后在文中指出，澳門相對于香港，政治爭拗少得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澳門掌握了發展經濟的路向。而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沒找到經濟騰飛的路向和辦法。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讓更多的市民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實惠，或許是減少香港社會戾氣和泛政治化的方法之一。    

    喜馬拉雅山腳下古老而神秘的國家尼泊爾，是一個不為港人熟知的國度。本期刊出的《尼泊爾：尼共（毛）成民主運動大贏家》揭秘了尼共（毛）在政治變革的洪流中，走出叢林，槍械入庫，踏上了議會斗爭道路的故事。尼泊爾人民一向以淳朴善良著稱，而且老實聽話。然而在政治變革的沖擊下，人們一有訴求便上街抗議、堵塞交通，在首都加德滿都每天几乎有7、8場游行，示威游行儼然成為習慣，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尼泊爾的現狀值得日益泛政治化的香港深思。